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够相应做这样的转型，商业银行将在这一轮转型中重要性会逐步的下降，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传统机构也在进行一些运营模式的探索，比如说怎么进行业务流程的改造，这个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流程化改造优化运营模式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比如像包商银行，我们浙江的泰隆银行，都是广为赞誉的。

而且，他这个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一些质疑。新兴技术怎么来驱动金融的变革？带来小微金融发展的新的路径，目前这三个模式面对不同的客户在不同范围内都有他的优势，也暴露出他的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技术变革和征信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征信，原来我们根据客户、财务状况、行为特征、信用记录、行业环境、违约概率、信用评分等来对他进行评估，这些基于大数据的征信，通过引入新的数据来源，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初始的核心数据，比如说搜索数据，社交数据，出行数据，消费数据等，使客户的分类更加的科学和准确。那么通过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信用打分系统，富国银行每年要受理200万笔年销售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其中三分之二的贷款决策是由系统自己完成的。我们看到了中银建设银行、民生，都在这些模式上往前推进。

小微企业主的金融需求由单纯的提供融资服务转向了向融资、结算、理财、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网络贷款在金融机构总结客户特征、记录客户信用等级的基础上，使得我们客户在提出他的贷款申请信息之后，可以及时的通过计算机系统数据系统来评估客户的违约风险，灵活的调整他的信用额度、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这是他的优势。监管机构 在资金跨境流动监管方面，由于德国和荷兰都属于货币可兑换国家，跨国公司的合法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并不特别关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所产生的资金流，监管机构对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也无特别管理要求，允许经常、资本等各种性质资金轧差结算，纳入资金池。

德国、荷兰两国都属于货币可兑换国家，因此不需要考虑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商业银行注重产品的灵活性、创新性及给客户和银行两者带来最大化的收益。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需找准实现收益和防范风险之间平衡点。我国商业银行对客户的调查不够详尽，在批准客户开展资金池业务时虽然也设定了一定的标准，但尽职调查意识淡薄且手段匮乏。进入专题： 跨境资金管理 。

在厘清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政策边界情况下，通过产品架构设计和创新满足试点企业的多层次需求，实现对该项业务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运作。在合规经营方面，德国和荷兰银行的尽职调查工作渗透于各业务环节。

在日常操作中，银行通常不对每笔业务进行审核，只有当客户的交易金额超过银行为该客户设定的阀值，或交易对手所在国为敏感国家的，银行才会对其进行关注和调查。以西门子公司为例，该跨国公司制定了全球外币指引等在内的八百余项内控制度，全球八百余家成员公司参与集团全球资金清算系统，西门子公司内部银行年交易笔数百万余笔，年处理发票量一千余万张。商业银行可根据不同的客户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等级的不同向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内部银行制定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将内控制度嵌入到标准化和自动化的电子系统中。

对试点规模有一定的控制。德国和荷兰跨国公司的资金池分为两种：一种是实体资金池，要求主办企业开立主账户，成员企业开立子账户，账户之间通过实际资金往来体现成员间的借贷关系。德国和荷兰商业银行对客户的尽职调查是细致和全方位的，是银行是否为客户提供某项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依据。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核心主体。

我国最早的外币资金池业务可追溯到2004年，十年经历了单一政策突破、资金管理模式初探到政策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商业银行 对于德国和荷兰来说，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就是资金池业务，在该项业务上两国商业银行体现了全方位服务客户、商业利益最大化和严格尽职审查的完美结合。

德国、荷兰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起步较早，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已经较为成熟，其成功的运作模式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对当前我国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德国，跨国公司的成员公司在内部银行开立内部结算账户。

此外，税收问题已成为制约资金集中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跨部门共商解决方案，可借鉴荷兰BMG银行的经验，通过资金池架构设计减少客户之间的交易，避免资本弱化和成员单位之间的交易而给企业增加税收负担，消除税收负面影响。从对逐笔交易的审查转向对客户的整体经营的审视和评估，为无罪假设奠定基础，减少审核成本，提高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和道德风险。建议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逐步放宽主体资格的准入条件，扩大试点的范围，拓宽资金集中收付的交易项目和交易主体，改进上岸资金额度的核定方式，根据外汇收支形势的变化，管理部门动态调整国际主账户资金上岸额度。各开户单位与BMG银行签订质押协议，将一定结余资金质押给银行，再由银行将资金调剂给其他有需求的客户。相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下，地方税种居多，没有与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境内企业需承担境外成员公司拆借资金利息及境内预提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资金集中管理的意愿。其轧差净额结算适用于资金池业务的所有交易类型，银行承担净额结算中心的职责。

荷兰BMG银行作为专门从事资金池业务的银行，其资金池架构和流程灵活便捷，采取分币种、分账户的管理模式，跨国公司可以以集团内任意公司的名义开立任意币种的账户，如华为集团在该行就开立了几十个账户。德国央行近期已改变以往间接申报这一制度，正逐渐向企业和个人直接采集国际收支信息过渡。

对相对敏感行业内的企业在政策适用等方面有一定限制因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加入SDR实质上变相提高了美元在篮子里的权重。

政府干预扭曲供求关系和市场预期，短期内似乎可以打击投机行为，长期则使厌恶风险的投资者离场，反而助长了投机的成分。据此，监管者需要容忍一定的资本流出，给市场以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维护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容忍汇率波动 衡量一个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有多个，最主要的是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占比、储备货币占比和外汇资产组合权重等。从市场的角度看，人民币的升贬无所谓好与坏，只要汇率循市场原则波动，投资者就可以有所应对，甚至变不利为有利。相比之下，交易量是一个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代表性指标，其规模远大于其他两个指标。

这个办法在两个特定的条件下或许能够取得成功，第一，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政策干预是为了防止市场超调。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在未来得以提高，并不在于其与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而需要加入中国因素。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分化市场预期。入篮之后，局面出现了反转，持有人民币或其资产有可能逐渐成为主流看法，而不持有人民币则需要承担举证反对的责任。

如果将人民币排除在篮子之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或在自由使用方面没有达标，中国政府很可能以此为契机大幅提升汇率弹性，结果可能是短期内人民币与美元快速脱钩和贬值，这不是美国和IMF愿意看到的。如果人民币继续或软或硬地盯住美元，人民币入篮的合法性将会被质疑。

比如，2014年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在目前条件下，通过反周期干预和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尽快摆脱低质量的经济放慢，在经济放慢的同时通过结构性改革措施改善质量，是实现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的最佳途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需要在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前提下，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年波动幅度至5%-10%的范围。改革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特别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契机，实现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的转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实质意义是，人民币从SDR场外候补进入场内，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一个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决定于本币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以及本币市场的开放程度。

而2015年二季度，各国央行持有外汇储备为11.5万亿美元。第二，政府有充足的子弹，如巨额流动性良好的外汇储备。

成功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质性的突破。在入篮之前，投资者的主流看法（consensus call）是不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因为人民币不是公认的国际货币，持有人民币需要有挑战主流看法的勇气。